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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段利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志愿活动，也在努力向国外友人讲述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她先后参加过2013年欢迎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护国旗行动、2014年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和美国北京联合会担任义工等等。她表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感受了祖国的强大力量。北京近年来的变化尤其令她感到自豪，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包容的城市氛围，让她感受到了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更是唤起了她心底对祖国的依恋和热爱。 近年来，段利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招募的相关事宜。她能熟练运用汉语、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加上长年生活在国外，使她能更好地为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服务。2019年12月5日，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段利第一时间填报了个人信息，并很荣幸地成为一位报名成功的海外华人，远在美国的父母为她能在祖国做志愿者而自豪，并嘱咐她好好干。 外国留学生OANCEA CRISTIAN-MIHAIL：做好冬奥精神传播的国际使者 OANCEA CRISTIAN-MIHAIL，今年21岁，来自罗马尼亚，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刘洋龙是他的中文名。“友好、诚信、有趣、讲究”，这是他来中国后给身边人的第一印象。虽然来中国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但已是他加入志愿服务组织的第二年，这位罗马尼亚小伙子非常幸运地报名成功，有望成为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成为他人生中一个里程碑。 2017年，刘洋龙来华留学，在踏入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那一刻，他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包容、伟大、美好的国家。他表示，来到中国后，他经常得到身边师长的教导、同学的帮助、朋友的关心，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因此刘洋龙找到学校，表示想身体力行地回报身边人的帮助，奉献自己的爱。通过学校的推荐，刘洋龙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刘洋龙表示，志愿服务有着美好的氛围和积极意义，每个人都在自愿的帮助别人，在这个大家庭中，虽然自己承担的是简单的工作，但却让他感到了自身的价值在一点一点地实现。他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群众游行、庆祝罗马尼亚统一100周年活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大型招待会等多项大型活动中进行志愿服务，积极奉献，展示志愿者风采，并被选为罗马尼亚留学生团中国分会代表，获得多项荣誉，成为了北京语言大学的“网红”国际友人。 “我非常喜欢运动，奥运会上精彩的比赛项目更是让我大饱眼福，我不会错过电视上的任何一届奥运会，哈哈”刘洋龙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手舞足蹈地比划着。他一直梦想亲临奥运会现场观赏比赛，更希望在奥运会上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份梦想从小根植于他的心中，一直伴随着他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当得知北京2022年冬奥运和残奥会赛会志愿者于12月5日启动全球招募，刘洋龙激动地辗转反侧，“我的梦想近在眼前，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亲身参与一次奥运志愿服务”。报名成功后，激动、振奋、期待充沛于他的心间，他立即将消息分享给远在罗马尼亚的亲人及罗马尼亚留学生联盟志愿者组织的伙伴们，他们为他感到自豪，并为罗马尼亚人可以为北京冬奥会贡献力量而感到荣幸。刘洋龙表示，他会继续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将自己的爱心传播出去，希望可以尽一份微薄之力，做好加深中罗两国友谊的桥梁，让世界感受华夏文明的魅力，感受中华儿女的热情，让更多人的梦想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中新社长春1月4日电(郭佳孙博妍)2019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4日启幕，当天鸣枪的6项越野滑雪赛事，吸引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专业运动员和滑雪爱好者参加。这其中，国际级越野滑雪马拉松赛事中的最高级别比赛——国际雪联世界罗佩特杯赛系首次来到中国。 当天上午10时，1000余名选手在裁判员发出枪响指令后从起点鱼贯而出。一时间，一条彩色的游龙在银装素裹的净月潭赛道上蜿蜒前行，场面颇为壮观。 起源于瑞典的瓦萨越野滑雪赛，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越野滑雪赛事之一。2003年，瓦萨滑雪节首次走出欧洲，被引进到中国长春。经过17年的发展，该赛事已从最初单一的赛事演绎发展成为集体育健身、旅游休闲、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 今年的瓦萨国际滑雪节开幕后，中国瓦萨50公里赛、中国瓦萨25公里蓝莓赛、中国瓦萨2.5公里大众娱乐赛、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长春站50公里、世界罗佩特杯赛中国长春站50公里、2019中国大学生长距离越野滑雪赛等六项赛事同时鸣枪。 参赛选手们需要穿越长春净月潭冰面、森林及公路，不断挑战自己的耐力。挪威选手Ruan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赛，这里的办赛水平、场地设施建设和赛场氛围都可以和欧洲媲美。 “这次比赛不仅有来自世界罗佩特杯赛的顶级运动员，还有参加国际雪联越野滑雪巡回赛的选手，相信同场竞技会激发他们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世界罗佩特总裁爱普·派尔说。 另据赛事主办方介绍，国际雪联世界罗佩特杯赛首站在长春举办后，还将在奥地利、爱沙尼亚、德国、瑞士和芬兰举办。 据了解，中国选手王强和瑞典选手MariaGraefnings分别斩获世界罗佩特杯赛中国长春站50公里男女组冠军。 瓦萨国际滑雪节将一直持续至今年的2月19日，除了精彩的越野滑雪赛事，还将有17项冰雪系列活动陆续推出。(完)

继今年1月之后，里皮又一次在阿联酋与中国足球说了再见，这一次说得更决绝。于是，在距离下一场世预赛还有四个多月的情况下，国足再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状态，而中国足球更是落得一地鸡毛。 毫无预兆地撂挑子，究竟是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屡请世界名帅却屡遭失败后，国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些疑问无疑成了外界最关注的话题。正如新华社所写：“曾经多少次，我们把输球归咎于主教练不行、国家队管理体制不顺、后勤保障不力等等原因，但当我们请来了世界杯冠军主教练，国家队管理采用主教练负责制，给予了国际一流的后勤支持，更破天荒地开启了‘归化’大门时，结果却仍然让人失望。抛弃幻想吧！我们要承认这就是中国足球实力的真实体现，我们无法指望一个大牌教练和几个归化球员就能把国足扛进世界杯。” “豪赌”世界杯出线遭遇挫折 与之前在亚洲杯上辞职的理由一样，这一次里皮又将“锅”甩给了场上的队员们。面对弱队“虐菜”还可以，但面对稍强一些的球队就不行，里皮的这番表态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输球之后将所有责任都推到自己的队员们身上总不太妥当。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便指出，里皮此番“二进宫”并没能展现出应有的水准，“近两场世预赛出任中锋的杨旭连续哑火、出任边锋的艾克森没有展现出预期作用、边后卫张琳芃搭档19岁的朱辰杰出任中后卫……虽说如今这种局面有国足本身实力有限的原因，但在用人布阵方面里皮显然难脱其咎。草草辞职，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国足执教生涯，里皮在失去耐心的同时，也显得有些不负责任。” 持有这种观点的媒体并不在少数。《新京报》认为：“里皮前前后后执教国足近三年，国足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打法和鲜明的风格，这场失利是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不管是球员还是里皮的问题，国足在比赛中的技战术含金量不高是不争事实。”《信息时报》表示，里皮的过度自信令其作茧自缚，他的实用主义不利于国足发展，“对比年初由大部分老将组成的亚洲杯阵容，里皮在四十强赛中召入了一批中生代球员，但最终出战的主力依旧是老将。里皮虽有丰富的执教经验，但其战术也不是绝对完美，而且他的实用主义不利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羊城晚报》同样指出，“里皮是个好教练，但他在第二次执教期间的选人和战术布置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里皮的离开，标志着中国足球豪赌2022年世界杯的某种失败。《体坛周报》便在报道中直接谈到了这一点，“从不惜重金再度聘请里皮出山，到政策上进行倾斜、采用‘归化’手段等等。可以说，所有进军世界杯所需要的条件，有关方面是一律‘绿灯’，目的就是为了‘赌’一次再进世界杯，甚至‘赌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里皮走人，恐怕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足球的‘幸事’。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有关方面为国足冲击2022年世界杯赛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与方式几乎全都以尴尬的方式收场。尽管心有不甘，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呢？” 自救需要加倍耐心 里皮宣布离开后，中国足协很快公布了国足新帅的选择标准：首先要有担当；其次要熟悉中国的联赛和队员；第三要能制订出符合国足队员能力和特点的战术；最后能全力以赴率领球队打好接下来的世预赛。目前，两个看似较为合适的继任人选逐渐浮出水面——主动示好的巴西名帅斯科拉里和国足选拔队主帅李铁。 作为李铁所执教的武汉卓尔俱乐部当地媒体，《长江日报》在报道中称，李铁或许在执教经历上有所欠缺，但也有其他竞争者不及的优势，“首先，李铁在本赛季率领中超新军武汉卓尔，在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其次从‘位置(国家选拔队主帅)’上，李铁也是最为接近国足帅位的人选。由于中国队的下一场小组赛要到2020年3月才打，那么东亚杯赛反而成为了新任国足主帅最佳的练兵机会，而这项比赛原定就是由李铁率队出战。” 斯科拉里同样有着自己的特长。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在报道中写到：“国足归化国脚里除了艾克森，未来还有高拉特、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等人出生在巴西，对于斯科拉里来说，执教国足的话，还能和一些出生在巴西的球员共事，这会让他的工作更加轻松。” 到底选洋帅还是选本土教头？《天津日报》称，2019年亚洲杯之后有关方面曾倾向于采用“土帅+洋顾问”模式，“种种机缘巧合才有了里皮第二次执教中国队，结果是里皮要求的‘高大上’中国球员做不到，反成揠苗助长。因此，不排除中国队未来的教练组会采取‘土洋结合’模式的可能，还是现实点好。” 《中国青年报》则在报道中直言，中国足球请来世界杯冠军教练本身便“不合逻辑”，“中国足球从来就不该、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现代足球发展速度惊人，而中国足球头破血流之后的应对之策，一是‘世界杯冠军教练’，二是‘归化球员’，这是战略选择的方向性偏差。中国足球的真正进步，要靠‘自救’，‘自救’的过程需要加倍耐心，‘功成不必在我’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极难。” ■本报记者陈海翔